我看走眼了_第二部_群星—第六章

第二部：群星

第六章：深渊与归来

2019年12月31日，黎楚第一次自杀未遂。

柳敏发现他的过程是偶然的——也可以说是必然的。

她虽然搬出了Wädenswil的房子，但每周三会去一次。给孩子们拿衣物，或者给他送些吃的——他总是忘记吃饭，或者说不饿。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规则：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，不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，天黑之前必须离开。

那天是周三。她下午三点到的，用钥匙开门——她还没有把钥匙还给他，或者他还没有要求她还。

房子很安静。不是那种有人在书房里工作的安静——是那种空的安静。柳敏在门口站了几秒钟，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。空气中有一种味道——淡淡的酒精味，混合着某种她不熟悉的气味。

她走向客厅。

黎楚躺在沙发上。穿着白色的衬衫和灰色的长裤——他很少穿白色，因为容易脏。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腹部，姿势端正得像是他在安排自己的尸体。他的眼睛闭着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呈现一种淡紫色。

旁边的茶几上，有一个空了的药瓶，一张折叠的纸，和一个空酒杯。

柳敏站在那里，大约五秒钟，没有动。她的第一个念头——后来她在回忆中试图理解这个念头——不是”他死了”，而是”他终于做了”。

那个念头让她感到的不是悲伤，是一种奇怪的、近乎麻木的确认。像是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而此刻终于来了。

然后她打了急救电话。

急救人员来得很快。不到五分钟——柳敏看了表。他们给黎楚做了心肺复苏，注射了纳洛酮，然后抬上担架。

“他活着。”其中一个急救人员对柳敏说，“但很弱。”

柳敏点了点头。她没有哭。她坐在救护车的角落里，看着急救人员操作那些她看不懂的仪器，听着监护仪发出的单调的、持续的蜂鸣声。

黎楚的眼睛一直没有睁开。但他的嘴唇在动——极其轻微地，像是在说某种她听不见的话。

黎楚在ICU待了五天。

他服用的是一种处方安眠药——出院时医生开的，用于”维持睡眠节律”。剂量是每天两片，一共三十片。他保留了所有的药片，在7月的一个下午，一次性服用了二十八片，配合大约200毫升的威士忌。

他的计算——他在后来对心理医生的解释中——是精确的。二十八片加上200毫升酒精，对于一个体重75公斤、没有药物耐受性的成年男性，理论上应该足以导致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。整个过程应该在四到六小时内完成，不会痛苦，不会混乱，不会给发现者造成太大的心理创伤。

“我写好了遗书。”他说，“清理了邮件。取消了所有的预约。安排了后事。”

“但你活了下来。”陈述医生说。

“我计算错了。”黎楚说，语气是那种讨论一个实验误差时的平静，“我没有考虑到我出院后的体重下降——大约四公斤——以及我的肝脏代谢率可能因长期服药而发生了适应性变化。这些因素改变了药代动力学曲线。”

陈述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在本子上写下：患者将自杀未遂描述为技术误差，缺乏情感反应。

柳敏在那五天里没有离开医院。

她没有通知任何人——没有沈知微，没有她的父母，没有她在瑞士的朋友。她只是坐在ICU外面的走廊里，盯着墙壁，等待。

念苏住在朋友那里。她每天晚上打一个电话，听念苏说”妈妈晚安”，然后说”晚安宝贝”，然后挂断。

第五天，黎楚转出ICU。他的第一句话是对护士说的：“我需要一台电脑。”

第二句话是对柳敏说的：

“你不应该在这里。”

柳敏看着他。他的脸——在洗胃和血液透析之后——是灰色的、浮肿的、几乎不像他。但他的眼睛——那双她曾经爱过的、安静的眼睛——现在呈现的是空洞和平静。

“你需要什么？”柳敏问。

“我需要——”黎楚转过头，看着窗外。苏黎世的夏天，阳光明媚，湖面上有白色的帆船。“——我需要你离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——”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是清晰的，“——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来一次。而我不能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——我不能让你再发现一次。”

柳敏在走出医院的时候崩溃了。

不是在医院里——医院的走廊太干净、太明亮、太有秩序了，不适合崩溃。她是在停车场里，坐在自己的车里，发动引擎，然后发现自己无法握住方向盘。

她的手在发抖。不只是手——是整个身体。一种从骨髓里涌出来的、无法控制的颤抖。她的牙齿在打架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她的眼泪——终于——流了出来。不是那种嚎啕大哭，是那种身体的、生理的、不受控制的流泪。

她在方向盘上趴了大约二十分钟。

然后她发动了车子，开回了市区。路上她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，说”今晚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，请让念苏先睡”。她的声音是正常的、平静的、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挂掉电话之后，她在等红灯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一件事。

她想到了黎楚说的话——“我不能让你再发现一次。”

那句话的潜台词是：他还会再来一次。他只是不想让她在场。

这个念头让她在方向盘上干呕起来。没有吐出任何东西——她一整天没有吃东西——只是身体在做它自己的反应。

后面的车在按喇叭。绿灯亮了。柳敏深吸一口气，踩下油门，继续开。

那天晚上，柳敏给沈知微打了电话。

不是因为沈知微能帮什么——她知道沈知微在上海，隔着八千公里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她只是需要一个听众。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。一个她可以说话而不用担心后果的人。

“他想死。”柳敏说，“不是冲动。不是痛苦。是——”

她寻找词汇。

“是结论。”她说，“他经过计算，得出结论：继续活着的效用低于终止存在的效用。然后他用最精确的方式执行了这个结论。如果不是剂量计算错误——”

她停了下来。

“如果不是计算错误，”她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变得更轻，“他就成功了。”

沈知微在电话那头没有说话。柳敏能听到她的呼吸——稳定的、存在的、证明她还在听的。

“柳敏，”沈知微终于说，“你需要离开他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柳敏说。

“不是暂时的。不是’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’。是永远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柳敏说。

“因为他不是病了。”沈知微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是清晰的，“他——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但他不是病了。病可以被治愈。而他——”

“而他正在决定自己的命运。”柳敏说，“用他自己唯一信任的方式。”

两个女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。八千公里的距离，无数的电缆和卫星，将她们的沉默连接在一起。

“我已经决定了。”柳敏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离婚。”柳敏说，“不是因为他试图自杀。是因为他在试图自杀之前——做了所有的准备。他清理了邮件，取消了预约，安排了后事。他考虑了所有的细节——除了我。我没有在他的计算中。”

她的声音——终于——碎裂了。

“我不是变量，”她说，“我是——噪声。他需要消除的噪声。”

离婚的过程出奇地平静。

没有争吵，没有财产纠纷，没有争夺监护权。黎楚放弃了所有权利——房子、存款、所有物质资产。他说”我需要的都在我的脑子里”，然后在那句话后面加了一句：“而我的脑子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。”

律师是柳敏找的。一个瑞士女人，六十多岁，结过三次婚，离过三次婚，对婚姻有一种近乎哲学的悲观。她看着黎楚，然后看着柳敏，然后叹了口气。

“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离婚。”她说。

“因为我们已经吵完了。”柳敏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在他试图死的时候。”

律师没有追问。她只是拿出文件，让双方签字。黎楚的手——柳敏注意到——仍然是精确的、稳定的、一丝不苟的。即使在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，他的手没有抖一下。

2020年3月，离婚手续完成。

念苏跟柳敏。黎楚拥有探视权——每月两次，每次不超过四小时——但他从未使用过。不是因为他不想见孩子，是因为他说”我不确定我能提供他们需要的稳定性”。

之后，他不再谈论自己。他谈论天气，谈论CERN的工作，谈论论文的进度。但从不再谈论他自己。

2020年。

疫情来了。世界在封闭中度过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。苏黎世的街道空了，Miro咖啡馆关门了两个月，湖面上的帆船几乎消失了。

黎楚被困在Wädenswil的房子里。远程工作——CERN的数据分析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。他买了一台更好的电脑，升级了网络，然后继续他之前的工作。

不是”边界”的研究。那个研究——在住院期间——被他放弃了。不是主动放弃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。就像一个人从高处坠落之后，不再愿意爬上同样的高度。

他做”正常”的物理研究。发表论文。参加视频会议。他的论文产出——在2020年——实际上比前几年都高。他在CERN的年度考核中被评为”exceptional performer”。

但所有人——他的同事、他的上司、偶尔还和他联系的沈知微——都知道，有些东西变了。他说话的方式变了。他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，会停顿更长的时间，像是在确认每一个字的必要性。他在社交场合——本来就很少的社交场合——变得更加沉默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再笑了。至少不是那种真实的笑。他会做出”笑”的表情——嘴角上扬，眼睛眯起——但那是一种表演。一种他学会了但不再感受到的表演。

“他看起来还好。”同事后来对另一个人说，“就是——太正常了。正常到让人不安。”

2020-2023年是很多人一生中最荒谬的几年。

黎楚却在这个荒谬世界所带来的隔离中渐渐安然下来，他放下了论文的研究，努力回归工作，回归生活，回归正常。

直到2023年11月17日，黎楚去香港做一个学术报告，在海港城的餐厅，再次遇到了顾晚。

（第六章完）

（第二部：群星 完）